从高朋裁员说起——山寨，不是创新的“中国模式”
《科学时报》8月12日特约评论
日前，国际团购巨头Groupon投资的国内企业高朋网传出消息：“连续性地规模裁员”。这一消息，距离Groupon高调入华尚不足半年，于是业界欢呼这是中国团购网站们的集体胜利，甚至更是“中国式创新”的集体胜利。但在事实上讲，众多的团购网站，并没有哪一家是中国创新出来的网站商业模式，而仅仅是对Groupon的山寨。无论从经营模式的角度还是从开业的时间来看，国内的团购行业都抄袭于Groupon，没有半点的创新可言。
与此同时，同样是山寨，作为中国平板电脑的重要厂商，作为亚马逊Kindle的山寨产品，汉王的半年报显示为巨亏。据IDG的报告，国内的平板电脑市场依然是苹果一枝独秀。
比起团购来，汉王的电子书尚有一点点微创新可言，但是为什么在电子书和平板电脑市场一片惨败，而国内的团购领域却红旗招展呢？
因为山寨仅仅适用于低端。无论是互联网行业，还是汽车、钟表、手机等制造业领域，都是如此。团购虽然是互联网零售领域一次成功的模式革命，但由于它仅仅是服务模式上的一个创意，没有任何壁垒，学起来容易、抄起来快。对于这样缺乏壁垒的服务模式，山寨的成功案例不仅仅局限于团购，人人网、校内网、当当、优酷······几乎绝大部分的互联网非技术市场，国内的主要服务商可以说都是对国外相关领域的山寨。
标准的企业竞争理论认为，不断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企业也被号召将创新看作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理想和共同构建的一个美好环境。然而同时，市场经济创造出了一种将盈利作为根本目标的企业模式，应对愈加复杂和分化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压力。不是任何企业都能达到不断创新这一理想境界，在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时候，社会结构不均衡地分配了创新理想和盈利目的之间的比重，模仿和抄袭被视为寻求短期回报和快速成长的生命力，这就是山寨策略的由来。但即使是“短、平、快”的山寨策略，其优劣也总是存在于一种受约束的对立之中。山寨策略之所以能够奏效，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客观上实现了对低端细分市场的一种占领，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比如山寨了奔驰外观的吉利汽车和山寨了丰田外观的比亚迪汽车，在抢占汽车低端消费市场的时候非常有效率，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企业转型、进军高端汽车消费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而被吉利山寨了的奔驰，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竞争压力，因为奔驰和作为山寨奔驰的吉利，面向了两个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完全不同的细分市场。
作为山寨的另一个典型行业，手机领域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在普通手机的时代，因为那时候的手机仅仅是一个电话、一个简单的通信工具，缺乏个性化的复杂需求，所以在联发科的标准化解决方案支撑下，低廉的制造成本使得山寨成为国内手机厂商“最好”的发展模式，甚至开辟了一段“黄金时代”。但到了当下的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时代，手机演变成为一个复杂的移动互联网终端，必须满足复杂应用和异彩纷呈的个性需求，缺乏创新的山寨模式就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认为，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理所应当主张山寨策略，因为这源自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我们知道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恰恰就表明了美国在创新优势所带来的“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下，改变了资本过剩而劳动力相对不足的经济背景”，反而向外输出非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对此，苹果依靠创新优势所带来的市场地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腾讯曾经是IT行业最成功的山寨企业，无论在IT的哪一个细分领域，几乎都能见到腾讯的身影，对此业界既是骂声震天、又不乏企业视其为榜样和楷模。但即使是腾讯，也在最近发表了“从山寨到创新”的宣言和豪言壮语。因为对于腾讯来说，“要找到可以支持公司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就必须多一些创新”。马克思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山寨策略也一样，虽然很多企业在初创期都曾在山寨策略上得益非浅，但它决不是企业长久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更不是值得自豪的中国式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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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瞬雨
技术经济观察家，自由评论人